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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別吹宋仁宗了,宋朝哪有什么清平樂

    2020-05-10  一萬里的...

      宋朝的清平生活

      普通人無權擁有


      宋仁宗在位的四十年,是古代中國人最幸福的四十年?

      從宋代士大夫將宋朝比擬“三代”,到陳寅恪提出中國文化“造極于趙宋”,再到今天中國人對宋代生活方式的推崇,“宋代”已經成了一個“文化IP”,其服飾、茶藝、飲食、家俱、瓷器、書畫等美學形式,與當下城市中產的生活方式似乎非常契合。

      問題是,這個“清平樂”一樣完美的理想,存在過么?宋朝真的事事遠勝前代,還是后世的巔峰?

      撥開層層濾鏡,宋朝的“清平樂”并沒有那么清平。

      宋史學家鄧小南在《祖宗之法:北宋前期政治述略》中指出,宋朝的“祖宗之法”,既包含著若干“做法”也包含著各種“說法”,呈現為一個“話語的集成”,由“涂抹”、“層累”和“疊加”而形成。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 / 2014-11

      宋仁宗皇祐年間,包拯上了一道奏疏,詳列以下數據:

      (1)過去四十多年里,文武官員增長了一倍有余
      (2)當下的官吏總數,是治理國家實際所需的三倍有余
      (3)景德中期,國家每年的財政收入是4721.1萬匹貫石兩,財政支出是4974.89萬。
      (4)慶歷八年,國家每年的財政收入增長至10359.64萬,財政支出增長至8938.37萬。
       
      據此,包拯向官家宋仁宗提出了一個問題:納稅戶口“有常數”,并沒有多少變化,土地的產出甚至還不如以往,但朝廷的財政收入卻增長了一倍有余,為什么?

      王凱飾演的宋仁宗,人氣頗高。
       
      答案只有一個:橫征暴斂在宋仁宗時代愈演愈烈。

      包拯接著說:近些年朝廷花錢的地方越來越多,朝廷在正稅之外玩起了“折變”之類的把戲,以臨時需要的名義改征其他物產,原定交麥子的折變成交布帛,原定交絲綢的折變成交大米。
       
      比如江淮兩浙的賦稅,本來該交小麥,每斗小麥折稅34文,發運司衙門卻要求以小麥折錢,每斗折錢94文,民眾的負擔變成了原來的三倍。
       
      再如陳州遭災后,政府下令將交小麥變更為交銅錢,每斗小麥折稅100文,再加上腳錢、頭子錢、倉耗錢等,一共是140文,而當地市場上的小麥每斗價格是50文。

      《清平樂》之前,宋仁宗在影視劇中存在感不強,在《包青天》與民間傳說“貍貓換太子”中也配角。

      包拯說,這些做法是二倍、三倍地“誅剝貧民”是在搞“重率暴斂”。
       
      他問仁宗:“日甚一日,何窮之有?……輸者已竭,取者未足,則大本安所固哉!”
       
      如此一天天地聚斂,何時是盡頭?受剝削者已被抽干,搞汲取的人還不滿足,國家根本還要不要?
       
      包拯所言,并非一時的個案,而是宋仁宗時代乃至橫跨兩宋的常態。

      宋史學家曹家齊指出,宋代以“祖宗家法”為核心的“盛世說”乃是宋代士大夫建構出來的,它來自統治階層對社會現實與政治現實的需要,寄托了士大夫的理想,但它最終成為了南宋的束縛,使南宋朝廷“一次又一次地在關鍵時刻錯過和放棄改作的機會,并最終關閉通向變革圖強的大門”。中華書局 / 2018-9

      北宋苛稅猛于虎
       
      北宋開國之時,稅賦就已經很高。
       
      朱熹的話來說,是“祖宗創業之初”有很多事要花錢,老百姓承受的負擔“比之前代已為過厚重”,且“古者刻剝之法,本朝皆備”,歷代盤剝百姓的手段,都被我大宋繼承了下來并發揚光大。
       
      南宋人李心傳也說,宋太宗時的財政收入已“兩倍唐室”,是唐王朝的兩倍,之后“月增歲廣”,政府收入一年比一年多,民眾負擔一年比一年重。
       
      陳舜俞是慶歷六年的進士。在他眼中,宋仁宗時代是一個民生凋敝的時代。他在給宋仁宗的一道奏疏中,總結了民生困苦的主要原因,具體而言是八項盤剝:
       
      “今天下之賦五:曰公田、曰民田、曰城邑、曰雜變、曰丁口。天下之禁三:曰鹽、曰茗、曰酒。生民之衣食,舉此八者窮矣。”

      《清平樂》劇照
       
      所謂公田,指的是租種朝廷的土地要繳納地租。這種地租在字面上比租種私田要低,但佃戶常年受到官吏的敲詐勒索,實際負擔遠遠超過了字面上的地租。

      宋神宗熙寧年間,朝廷掌控的公田為447000公頃,超過了全國墾田數的十分之一;宋仁宗時代的比例,應與之大體相仿。換言之,朝廷是北宋最大的地主。
       
      所謂民田,指的是民眾耕種自家田地,需要向朝廷納各種賦稅。前文里包拯與劉摯提到的“折變”,其重災區即是民田。折變之外,還有一種“支移”,也是北宋自耕農們聞之色變的盤剝項目
       
      所謂“支移”,顧名思義,指的是民眾不但必須繳納田賦,還須自費將田賦運送到需要糧草的邊境州郡。與折變一樣,支移也成了政府增收的一種常規手段,與邊境州郡是否有糧草需求,并無必然關系。

      因為路程遙遠,民眾往往選擇攜帶銀錢前往目的地,再在當地購入糧食交差,而非直接將糧食運過去;甚至還出現了邊境州郡向內地郡縣支移糧草的咄咄怪事。
       
      北宋中晚期,政府為了進一步創收,又對支移做了改革,將民運改為官運,轉而向民眾收取“地里腳錢”,于是就出現了糧食并不出境、但人人都要繳納“地里腳錢”的荒唐之事。

      宋哲宗元祐元年,呂大忠擔任陜西轉運副使,即以支移的名義,命令轄下民眾每斗田賦“納腳錢十八文”——陜西與西夏接壤,乃是支移的輸入地,根本不存在將糧食運出去的費用。

      據包偉民研究,以宋代城市人口密度之高、地價之高、物價之高、糧食之短缺、瘟疫之多、火災之多,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說,實在不能說是最適合穿越的朝代。/中華書局 / 2014-7-1

       
      所謂城邑,指的是城市居民需要繳納宅稅、地稅、茶課、鹽課等雜稅。北宋征稅面之廣前無古人,民眾日常生產、生活中的所有物品,幾乎都在征稅之列

      蓋房子要征稅,娶妻嫁女要收稅,出遠門讀書路過稅卡,隨身攜帶的銅錢、鐵錢也要納稅,甚至連農具也要收稅,且是附在田賦之中每年按畝征收,不管有沒有購買新農具。倒是紙幣一般不征稅,因為政府很喜歡隨意發行紙幣來滿足財政需要
       
      所謂雜變,指的是各種稀奇古怪的稅種,政府需要牛革了就下文件向民眾征收牛革,需要箭桿了下文件向民眾征收箭桿,極為隨意。

      據《宋史.食貨志》,此類物資合計有四、五十種之多。雜變的本質,是權力的不受約束。用歐陽修的話說,就是“制而不足,則有司屢變其法,以爭毫末之利”,正常制度下的收入不夠用了,政府部門就隨意制定政策去盤剝百姓。
       
      所謂丁口,就是人頭稅。宋真宗時代,兩浙、福建、荊湖、廣南等州的人頭稅收得特別狠,使得當地百姓不敢再養兒子,“民有子者或棄不養,或賣為童仆,或度為釋老”,生了兒子或是拋棄,或是賣掉,或是送給寺廟。

      《清平樂》劇照
       
      所謂鹽、茗、酒,則是指北宋對食鹽、酒、茶、礬和香等商品實施“禁榷”,也就是搞國家壟斷。壟斷方式主要包括:(1)官產官運官賣;(2)由官府掌控貨源賣銷售許可證給私商;(3)由民間生產,必須集中賣給官府,再由官府賣給民間。
       
      權力部門與利益部門掛一塊牌子的結果,是北宋政府在執行禁榷壟斷政策時,有一種異乎尋常的“積極”。
       
      北宋中期,汴京有正店酒戶70家,每年要用掉造酒之米30萬石,這些酒全部得向政府購買“官曲”才能釀造。為了牟利,北宋政府的一貫做法是多造酒曲,再攤派給酒戶,根本不管酒戶是否能把這些酒賣出去,于是就出現了酒戶“蹶產以償”的普遍問題,很多人把家產全賣了也還不上欠政府的酒曲錢。
       
      直到宋神宗時期,周直儒上奏說:政府攤派的酒曲太多,酒曲多,釀的酒就多,酒價就要下落,酒戶虧本破產,政府賣酒曲的收入也就一年不如一年。他建議每年酒曲配額以180萬斤為最高額度,閏年可增加15萬斤,同時每斤酒曲提價約 20%。
       
      但后來發現,180萬斤的額度仍然太高,汴京酒戶依然無法盈利,政府又不得不降至150萬斤;150萬斤仍然太多,又降至120萬斤——在宋仁宗時代,這個額度曾高達222萬斤。
       
      這意味著:北宋政府利用自己的壟斷權力,完全無視汴京人民的消費能力,超發攤派了差不多一倍的釀酒配額。所以,清代史學家趙翼認為,就酒類壟斷一事而言,“未有如宋之甚者”。

      歷史學家梁庚堯在《南宋鹽榷》中分析了南宋食鹽政府專賣制度,這些制度沿襲自北宋,呈現出高度壟斷、與民爭財的面相,從鹽政可知朝代之興替。


      食鹽壟斷也是類似的問題。北宋聯金滅遼后,收回了燕云十六州的一部分,將原北宋境內的鹽法也一并移植了過來。

      在遼人統治的時代,當地“每貫四百文得鹽一百二十斤”,也就是11.6文錢可以買到1斤鹽;北宋接收該地后,啟動食鹽專賣政策,“每斤至二百五十文足,或二百八十文足”,將鹽價提升到了250-280文錢一斤,足足是之前的20余倍。
       
      指斥了上述八項盤剝政策后,陳舜俞在奏疏中直接否定了宋仁宗治下的民生:
       
      “今夫取民之財可謂悉矣。一夫之耕,獲者在田,而斂者在門。匹婦之蠶,織者在機,而征者在屋。天之所生,地之所產,茍可以衣且食者,皆為犯法禁,何民之不窮也!”
       
      朝廷盤剝百姓財富可以說是用盡了手段。糧食在地里還沒熟,征斂者已經上了門;布帛在織機上還沒完成,汲取者已經進了屋。天地所生的東西,凡是可供百姓吃穿的,都變成了朝廷所有,由朝廷壟斷控制,民眾怎么可能不窮
       
      與包拯一樣,陳舜俞的奏疏也沒有起到什么作用。

      《清平樂》劇照

      仁宗時代,人不如韭
       
      對宋仁宗時代的百姓來說,更要命的還有差役
       
      宋代的差役,不同于徭役。徭役一般是指百姓必須出人力物力去修城、筑堤、疏河、造橋。差役則是為官府運送物品、看管府庫、督收賦稅、追捕盜賊……總之就是州縣衙門里的任何苦力活,都可以免費攤派給地方百姓。
       
      遭到攤派的百姓,以工作內容不同作為區別,有衙前、鄉書手、承符、弓手、散從、壯丁……等許多名目。這些差役不但強迫民眾脫離生產,還要求民眾必須付出錢糧來維持工作的運轉(比如押送綱運要自備路費,還得包賠損失),最后往往鬧到破戶敗家。

      宋代的“雅”是官家的,平民百姓活著已是不易。
       
      宋英宗治平四年,司馬光在劄子里專門批評過衙前差役對百姓造成的巨大危害。

      他說:朝廷以民間百姓恐懼擔任“里正”的緣故,設置了衙前的差役;為避免勞逸不均,還規定了衙前的差役如果出現了缺口,就從各鄉當中選擇“物力最高者”,也就是最富有的人家作為補充。

      但這項政策的結果卻是:“到今已逾十年,民間貧困愈甚。”
       
      衙前變成一種鄉鎮百姓人人懼怕的差役,是在宋仁宗時代;司馬光說“到今已逾十年”,指的正是這項負擔的普及始于仁宗朝

      認為宋代政治開明者,常常會提到宋代的言路足夠開放,士大夫可以大膽議政,正如包拯、陳舜俞、司馬光等直斥時弊的奏疏。但細究起來,宋代的“言路”是一個極為復雜的系統。鄧小南認為,言官能夠獨立進諫的機會,即便在宋仁宗慶歷新政期間也不是尋常,言路受到干預才是常態。《文書·政令·信息溝通》,鄧小南、曹家齊、平田茂樹  主編 / 北京大學出版社 / 2011-12

      為什么衙前會讓民眾陷入普遍貧困?司馬光以自身見聞做出了解釋:
       
      自從朝廷設置了“鄉戶衙前”這項差役,百姓“民益困乏,不敢營生”。富人必須要承擔衙前的苦差,日子還不如窮人;窮人見了衙前之役這么苦,也不敢尋求致富。

      臣我曾到過一些村鎮,見到村民們的生產工具和生活條件都很差,就問他們緣故,他們一致說是不敢求富。只要多種一棵桑樹、多養一頭耕牛、儲蓄上兩年的糧食、積攢上十匹布帛,就會被周圍的人當成富戶,然后被推舉去承擔會導致破戶敗家的衙前之役。至于買田造屋這種事,就更不敢想了。
       
      衙前之役讓百姓兩害相權取其輕,甘于貧困而不敢求富,是宋仁宗時代士大夫們的一種普遍觀察。

      《清平樂》劇照

      嘉佑八年,蘇軾在給朝中大臣韓琦的書信中說:
       
      我在鳳翔做官,“見民之所最畏者,莫若衙前之役”。按朝廷規定,家產滿二百千的家庭,就可以被征去衙前服役。但鳳翔這些年來,被征來服衙前之役的百姓,極少有家產超過二百千的。

      從鍋碗瓢盆算起,家產連二百千都不到,“則何以為民”,他們要怎么活下去呢?連家產不足二百千的百姓都被拉去服衙前之役,可知民眾已經窮困到了何種地步!

      大略同期,鄭獬也寫過一個奏疏,專門講述家鄉安州的百姓,如何被差役弄得民不聊生:
       
      當地服差役的人家“類多貧苦”——都是些窮苦人。每次征召衙前,州縣就派人來估計每戶資產,夠二百貫就會被選中。家中的雞狗簸箕笤帚刀具繩子等,只要值一文錢,都會拿來補足二百貫之數。去服衙前之役的人,得先在吏胥們身上花費上百貫錢,才能得到正經的相待;然后被派去押送綱運進京,或者轉往別處,一次動輒就要耗費三五百貫錢。
       
      管理酒務的衙前差役最慘,主管一回就要耗費一千余貫錢(可參考前文提到的酒類官營情況),且沒有任何報酬,“以至全家破壞,棄賣田業,父子離散,見今有在本處乞丐者不少”,許多人賣了田宅也補不上這個窟窿,只好去做乞丐。縱使第一輪衙前之役還能剩下些“小家活”,長不過一年,短不過一兩個月,又會再次輪到,總之是“不至乞丐,則差役不止”。
       
      而且,一個壯丁被抓來做衙前,往往既要負擔場務管理,又要負責綱運押送,還有應付本州的各種臨時差遣,他分身乏術,于是只好自己去押送綱運,讓家人替自己去看管場務、應付州縣,“是一家做衙前,須用三丁方能充役;本家農務,則全無人主管”,某個家庭一旦被選中做衙前,至少得出三個壯丁,自家農活就完全顧不上了。

      包偉民認為,宋代的賦稅制度有一個明顯的“地方化”過程,在總體上呈現了一個中央集權與地方無序并存的局面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/ 2011-3-1


      鄭獬的觀察,與司馬光“行于村落”訪談得到的訊息,是完全一致的。

      鄭獬說,安州現在的風俗,是“為生計者盡不敢滿二百貫”,沒有人敢勤勞致富,沒有人敢將家產提升至二百貫,因為到了這個水準,就要被弄去服差役,然后就要家境敗落,淪為乞丐
       
      于是,宋代百姓“雖歲豐谷多,亦不敢收蓄,隨而破散,惟恐其生計之充,以避差役”,即便豐收了,也不敢儲蓄,會立即將之消耗掉,惟恐家產超過二百貫。
       
      這樣就變成了惡性循環:“民愈貧,差役愈不給,雖不滿二百貫,亦差作衙前。”民眾越來越窮,官府的差役越來越找不到人,即使家產不滿二百貫者,也會被抓來充當衙前差役。
       
      衙前已是如此可怕,但這僅僅是北宋民眾所要承擔的諸多差役的一種。散從、弓手與手力們負責月巡,對物品遺失要承擔賠償,對盜賊出沒要承擔抓捕;負責接送人與物,遠者可達四五千里,要自備衣裝糧食與路費;負責催收稅賦,要自己負責填補窟窿……

      如此種種,全部發端并盛行于宋仁宗時代。

      《清平樂》劇照

      這位官家對衙前差役之禍,其實心知肚明。早在景祐年間,韓琦就給宋仁宗寫了奏疏,:
       
      州縣生民之苦,莫過于“里正衙前”。為了規避這種苦,“有孀母改嫁,親族分居,或棄田與人,以免上等,或非命求死,以就單丁。規圖百端,茍免溝壑之患”——民眾不惜讓喪夫的母親改嫁、不惜和睦的親族分居,不惜將田地送給別人以減少家產,甚至不惜自殺以讓家庭成只剩一個壯丁。這些極端做法,都是為了逃避衙前差役帶來的家破人亡。
       
      但朝廷無意改革。范仲淹的慶歷新政,曾試圖整頓官僚集團和軍隊,減少冗兵、冗官帶來的財政壓力,進而舒緩民生,結果卻因損害了既得利益集團而被指責搞“朋黨”。

      在宋仁宗看來,民生困苦不會直接影響皇權穩固,但朝廷汲取能力的削弱與官員的結黨,才是仁宗眼中最大的危機,所以他隨后就撤掉了對范仲淹的支持。
       
      再后來,宋神宗變法期間,為了將家產合格的民眾找出來服差役,朝廷又發明了“手實法”,鼓勵民眾告發鄰居。

      宋朝的“清平樂”,這些每天過得膽戰心驚、人命如韭的百姓,何曾享受過?
      參考資料
      《包拯集》卷一《論冗官財用等》、卷七《請免江淮兩浙折變》、卷七《請免陳州添折見錢》。
      李偉國,《宋代財政和文獻考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年。
      周寶珠,《宋代東京研究》,河南大學出版社,1992年。
      《三朝北盟會編》卷24。
      王瑞明,《宋代政治史概要》,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,1989年。
      陳振,《宋史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6年。
      梁太濟,《宋代家業錢的估算內容及其演變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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