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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兩宋319年,為何沒有發生一起全國性農民起義?

    原創
    2020-05-15  最愛歷史...

      宋朝是一個神奇的朝代。

      中國歷史上,幾乎沒有一個統一朝代可以避免大規模農民起義的沖擊:

      秦末有陳勝吳廣起義,西漢末有赤眉綠林起義,東漢末有黃巾起義,東晉末有孫恩盧循起義,隋末有瓦崗軍起義,唐末有王仙芝黃巢起義,元末有紅巾軍起義,明末有李自成張獻忠起義,晚清有太平天國運動……

      這些農民起義,規模都很大,影響遍及全國,有的甚至成為改朝換代最大的推動力。

      神奇的是,兩宋統治319年,竟然沒有發生一起全國性的農民起義

      但與之相對應,兩宋的小規模、區域性、短時間的農民起義此起彼伏,堪稱歷代之最。根據《兩宋農民戰爭史料匯編》的統計,在宋朝的統治時間內,一共爆發了433起農民起義,相當于平均每年約1.36起。這個數據足夠嚇人,但可以肯定,這么多的起義里面,絕大部分只是州、縣以下的小動亂,旋起旋滅。

      規模相對大一些的起義,兩宋不過三次,分別是:

      北宋初年的王小波、李順起義,在四川地區,持續約兩年;

      北宋末年的方臘起義,在江浙地區,持續約一年;

      南宋初年的鐘相、楊幺起義,在洞庭湖地區,持續約五年。

      比起其他朝代動輒轉戰大半個中國、影響幾千萬人、持續一二十年的大動亂,宋朝這三次規模最大的起義,顯得有些“寒磣”。補充一句,宋江領導的梁山泊起義實際上規模很小,它的影響被小說《水滸傳》擴大化了。

      那么,宋朝為什么會形成小起義不斷,大起義幾乎沒有的局面呢?這其中究竟隱藏著怎樣的統治密碼呢?

      最愛君今天通過剖析北宋初年的王小波、李順起義,來解釋這個有意思的問題。

      四川的憤怒:五代都沒亂,宋初為何變成全國最亂?

      01. 亂世中安定的四川

      四川自古號稱“天府之國”,經濟富足,而少動蕩。唐末黃巢起義影響那么大,轉戰十余個省,但就是沒有進入四川。四川反而成了唐朝皇帝最后的避難所。

      五代時期,當時整個中國是大亂世,而四川依然維持了相對穩定的狀態。雖然經過前、后蜀兩個地方政權,以及925年的后唐滅前蜀之戰,但正如史書所載,“大兵一臨,瓦解土崩”,沒經過像樣的戰爭,前蜀就滅亡了。七年后,孟知祥據兩川自立,是為后蜀。又三年,孟知祥去世,他的兒子孟昶繼位。

      作為后蜀末帝,孟昶統治四川30年左右。

      直到965年,大宋乾德三年,趙匡胤出兵,僅用66天滅了后蜀。孟昶在投降之前,連連哀嘆:“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,及遇敵,不能為我東向發一矢。”

      宋朝在滅掉后蜀之后,為了證明這場戰爭是有道伐無道的正義之戰,在正統史書中把孟昶寫成了一個荒淫無能、沉迷女色、奢侈到使用“七寶溺器”的亡國之君。但后蜀亡國后,當地的史書卻堅持認為,孟昶是一個節儉、仁慈的有為之君。據《蜀梼杌》記載,孟昶投降宋朝,離開成都時,“萬民擁道,哭聲動地”。《邵氏聞見錄》的記載也可以佐證,該書說:“(孟)昶治蜀有恩,國人哭送之。”

      吊詭的事發生了。

      在宋朝接手統治四川后,這個穩定繁榮了幾百年的區域,竟然連連發生兵變和暴動,并最終在993年爆發了四川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——王小波、李順起義。

      四川的憤怒:五代都沒亂,宋初為何變成全國最亂?

      02. 掏空四川與反宋運動

      四川在宋初的動亂,源于北宋朝廷對這一地區的猜疑、高壓與掠奪。

      在南北方同時存在好幾個割據政權的前提下,宋太祖趙匡胤決定先取四川,很大的因素是看中了蜀中積累的財富。

      在后蜀統治的30多年間,四川這個與江浙并稱的全國財賦重地,“無一絲一粒入于中原”。可以想象一下,當地富裕而又不用給中央上稅,歷經30多年,這個地方的財富積累一定是很可觀的。按史書的說法,叫“府庫之積……財幣充實”

      攻滅后蜀之后,宋朝朝廷將后蜀國庫積累的重貨布帛,全部搬運到開封。光這項轉運工作,水陸并進,花了十余年才宣告完成。這也意味著,北宋朝廷在財力得到極大充實的同時,四川則幾乎被掏空了。

      不僅如此,入蜀的宋軍軍紀敗壞,暴行不斷,最終激起了眾怒。

      以忠武軍節度使王全斌為統帥的伐蜀軍隊,不僅大肆殺害后蜀降兵,還對當地人民極其殘忍。史載,宋軍一入成都,王全斌等首領“日夜飲宴,不恤軍務,縱部下掠子女,奪財貨,蜀人苦之”。甚至出現了宋兵將領“割民妻而殺之”的惡劣事件,連趙匡胤得知后,都不禁哀嘆:“婦人何罪,而殘忍至此。”

      四川人民在整個戰亂的五代都未經過這么大的苦難,沒想到自詡正義的宋朝王師來了之后,反而成為苦難的制造者。這激起了蜀地人民的強烈不滿。許多人在北宋治下的命運,遠遠不如孟昶當國主的時候。于是,蜀地剛歸降,反宋運動就進入了密集爆發期:成都、梓州(今四川三臺縣)、綿陽等地,都有暴動發生。

      后蜀文州刺史全師雄作為降將,舉家跟隨降兵開赴開封。行至綿陽時,遇上降兵暴動,全師雄舉家逃入民宅躲避。暴動的士兵把他搜出來,強行擁立為帥。

      就在全師雄動搖之際,王全斌派人前來招撫,但來人卻滅了全師雄家族,并奪了他的愛女。全師雄憤怒到了頂點,遂堅定地站在暴動士兵一邊,發起了宋初四川最大的兵變。

      全師雄率眾攻取彭州,成都十余縣起而響應。陸續有士兵、人民加入起義,很快全師雄的隊伍就達到十余萬人,號“興國軍”,全師雄則自稱“興蜀大王”。勢力最盛時,巴蜀有十六個州響應全師雄,而王全斌則獨困成都城內,跟開封斷絕了聯系。

      雖然,全師雄的起義在一年后宣告失敗,但給宋朝敲響了一記警鐘。

      當時,四川境內的反宋武裝,往往假托后蜀末帝孟昶(或其后人)的名義相號召,打出“興國”“興蜀”的旗幟,重建蜀國的意圖十分明顯。

      趙匡胤為此十分頭疼,曾悵然說了一句:“蜀人思孟昶不忘。”他根本不知道,蜀人懷念孟昶,并不是孟昶有多好,而僅僅是現狀太令人失望了。

      四川的憤怒:五代都沒亂,宋初為何變成全國最亂?

      03. “但見血山,安得假山”

      全師雄領導的士兵起義,以灌口寨(今屬都江堰市)為據點,中心地帶覆蓋川西平原十余縣。起義被鎮壓后,趙匡胤下令改灌口鎮為永康軍。把一個鎮升格為軍(相當于州)一級的行政單位,并賜名“永康”,說明趙匡胤對這一地區實在放心不下。

      皇帝們希望該地“永遠康寧”,實際上則是不得康寧。

      時隔25年后,993年,宋太宗淳化四年,著名的王小波、李順起義就在永康軍下轄的青城縣爆發了。

      農民跟士兵不一樣,本性更加安分守己。我們知道,要讓慣于逆來順受的中國古代農民甘冒殺頭滅族的風險去起義造反,是極其困難的。史書說:“若令家畜五母之雞,一母之豕,床上有百錢布被,甑中有數升麥飯,雖蘇(秦)、張(儀)巧說于前,韓(信)、白(起)按劍于后,不能使一夫為盜,況貪亂乎?”

      一起農民起義能夠爆發,唯一的可能性就是,當地的農民已經沒有活路了。

      歷史學家秦暉曾經指出,農民起義的爆發一般有以下幾個條件:

      官府濫用民力,橫征暴斂;

      官府實行嚴厲的經濟壟斷;

      實行嚴厲的戶口控制;

      吏治腐敗,法外敲詐;

      官府與民間組織對資源的爭奪;

      天災與外患等非社會因素……

      也就是說,農民起義都是官逼民反和天災人禍疊加的結果,很少是由單一因素引發的。

      具體到王小波、李順起義,正如前面所說,宋朝在征服四川之后,對傳說中的“天府之國”進行了嚴厲的盤剝和管制。即便在全師雄領導的兵變發生后,也幾乎沒有調整統治策略。

      文獻記載,北宋前期,全國稅額最高的地方,基本集中在川峽地區,形成“天下商稅,四蜀獨重”的現象。宋太宗淳化年間,朝廷為了從四川搜刮更多財富,將當地的支柱產業——布帛業鹽業茶業等,全部納入專賣管制。這就是史書所說的:

      言事者競起功利,以惑人主,成都除常賦外,更置博買務,諸郡課民織作,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,日進上供,又倍其常數,司計之吏,皆析秋毫。然蜀地狹民稠,耕稼不足以給,由是小民貧困,兼并者糴賤販貴,以奪其利……

      好好的富庶之地,因為經濟剝削和產業管制,幾乎垮掉了。人心動蕩,連活路都成問題。后來參與追剿李順起義軍的石普十分肯定地說:“蜀之亂(指王小波、李順起義)由賦斂迫急,農民失業,不能自存,遂入于賊。”

      史載,宋太宗趙光義的第五子趙元杰曾封為益王,在成都期間修了一座假山。有一次召集僚屬飲酒,眾人都夸贊假山,而一個名叫姚坦的下屬卻獨自低著頭。

      益王強迫他看假山,他說:“但見血山,安得假山?”我只看見一座“血山”,哪有什么假山?

      益王吃了一驚,追問原因。姚坦說:“坦在田舍時,見州縣督稅,上下相急以剝民。里胥臨門,捕人父子兄弟,送縣鞭笞,血流滿身,愁苦不聊生。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,非血山而何?”

      這或許是真事,或許是史家諷刺宋初盤剝四川的寓言。

      總之,趙元杰后來徙封為吳王,到江南去了,而走投無路的王小波振臂一呼,起義了。


      04. 失業者的憤怒與戰斗

      四川遍地是干柴,只需要一顆火苗就燃了。天災,就是這顆火苗。

      淳化四年(993年)春,四川遭遇旱災,鬧起大饑荒。這對于號為“天府之國”的四川來說,應該是罕見的天災。

      王小波首先在老家青城(今屬四川都江堰市)舉起義旗。

      關于王小波的個人信息,史書記載甚少。雖然他是宋初一個重要的農民起義領袖,但奇怪的是,史書沒有對他特別垂青,也不像記載其他起義領袖一樣,編造很多沒有人性的段子對他進行污名化。這說明王小波在起義過程中的表現確實不錯,沒什么污點可供嫌惡叛亂者的文人士大夫進行黑化的。

      我們只知道,王小波是青城縣味江人。青城縣是四川著名的茶葉產區,王小波和他的妻弟、起義的另一名領導者李順,應該都是茶農或茶販。

      根據四川眉山人蘇轍的記載,宋初一開始并未實行茶榷(政府管制和專賣),“淳化之間,牟利之臣始議掊取,大盜王小波、李順等因販茶失職,窮為剽劫”。也就是說,淳化年間朝廷加緊對茶業的管控之后,壟斷了民間的茶葉買賣,使大批茶農、茶商面臨破產和失業的困境。

      王小波應該是一個容易激憤和蠻有號召力的人。在政府壟斷茶業使自己失業后,他迅速拉起了100多人的起義隊伍,對抗當地政府。這次起義之后,北宋朝廷對當地茶農一直心有余悸,在每年春季采茶時節都要派駐軍隊到青城縣巡邏,防止茶農再次聚眾鬧事。

      王小波最主要的歷史貢獻,是喊出了一句響亮的起義口號:“吾疾貧富不均,今為汝輩均之。”

      “均貧富”的提法,影響了此后一千年的農民起義,是一個穿透歷史的口號。后來,南宋鐘相、楊幺起義提出“等貴賤,均貧富”,明末李自成提出“均田免糧”,都是在王小波這個口號基礎上的發展。

      話說回來,“均貧富”這個口號在宋初出現,也反向證明了宋代的進步。宋代以前,農民被迫起義,最主要的訴求是為了擺脫人身束縛和奴役,包括國家攤派的繁重的勞役。而宋代以后,農民普遍獲得了人身自由,國家的征兵和重大工程建設,也從強制性服役改為招募性、購買性服務。所以,農民最大的痛苦不再是人身奴役,而是經濟壓迫和貧富分化。可以說,“均貧富”的口號和行動在宋初是應運而生。

      當然,為了吸引更多人加入起義隊伍,王小波也編造了一些神奇化的身世。但不是以他本人的身份,而是利用人們對宋朝的不滿,把他的妻弟李順虛構為后蜀孟氏后人。根據陸游在《老學庵筆記》中的記載,王小波在起義之初曾發表了一番講話,講話內容如下:

      我土鍋村民也,豈能霸一方?有李順者,孟大王之遺孤。初,蜀亡,有晨興過摩訶池上者,見錦箱錦衾覆一襁褓嬰兒,有片紙在其中,書曰:“國中義士,為我養之。”人知其出于宮中,因收養焉,順是也。

      意思是說,我王小波是一個土老帽兒,沒有資格稱霸一方,但李順有,他是后蜀末帝孟昶的遺孤,血統純正,四川本來就是他孟家統治的,現在我們只是要替他奪回失去的東西。

      王小波的隊伍先后攻下了青城、彭山兩個縣,并嚴懲貪官污吏,殺了彭山縣令齊元振。殺齊元振的手法殘忍,但對起義者而言,相當解恨。史書說,他們殺了齊元振后,“剖其腹,實之以錢,以其平日愛錢故也”。你不是愛錢嗎,不是搜刮民脂民膏嗎,我們給你的肚子填得滿滿的,滿足你。可見這是多大的仇恨。

      在殺死齊元振后,將他搜刮自民間的財產,還于民間。

      這一波漂亮的操作,贏得了民心。王小波的隊伍很快就達到數萬人

      大概經過一年的戰斗,到當年年底,王小波在與官兵的一次戰斗中,額上中箭。但他仍奮勇上陣,殺死西川都巡檢使張玘

      而王小波因傷勢過重,也結束了他的生命。史書連他死時多少歲,都沒有記載。

      王小波死后,他的妻弟李順繼續擔任起義軍首領。宋代文獻有確實可信的記載,說李順在起義前曾領頭主持過灌口二郎神祠的祭祀活動,并曾一度被捕成都府獄,幾遭殺害。這說明李順在起義前就是一個有領導力的刺頭。

      李順堅持王小波起事的原則,繼續做好三件事:

      一、殺貪官污吏;

      二、抄富豪的家,但不絕其生路,給他們保留了足夠的衣食日用;

      三、將抄家所得,用于賑濟窮民。

      史書記載,李順“錄用材能,存撫良善,號令嚴明,所至一無所犯。時兩蜀大饑,旬日之間,歸之者數萬人,所向州縣,開門延納,傳檄所至,無復完壘”。

      淳化五年(994年)正月,起義者占領成都,建立政權。李順自號“大蜀王”,改年號為“應運”

      李順并不滿足于此,仍要解放更多人,于是派起義軍四面出擊,北抵劍門,南到巫峽。

      蜀地大為震動,遠在開封的朝廷也極為震驚。二月,宋太宗緊急派遣王繼恩率軍由陜入川,鎮壓起義軍。

      為了阻止宋軍南下,李順派部下楊廣率起義軍數萬人去守住劍門,結果遭到宋軍夾擊,犧牲慘重。

      此時,李順犯了一個致命的戰略性錯誤。在攻打劍門的同時,他又派部下楊里貴率20萬人去攻梓州,從而分散了兵力。劍門沒守住,攻打梓州的起義軍圍城圍了80多天,也久攻不下。直到突破劍門的王繼恩主力部隊往援梓州,起義軍的結局已經不難預見了。

      起義軍一路撤退,到五月份,完全退出了成都。

      這時候,李順的下落成了一個歷史疑案。

      史書出現了多種記載,有的說他在撤退過程中被亂兵所害而死,有的說他被王繼恩俘虜后斬殺。而最神奇的一種說法是,李順化裝成僧人,逃出了成都,30年后在廣州被捕,朝廷不敢聲張,暗地里將這名垂垂老矣的起義領袖處決了事。不過,李順失敗后,蜀人還是懷念他。成都人在一座廟的墻壁上畫了一個美髯丈夫,“據銀胡床坐,從者甚眾”,當地人說,這就是李順。

      李順下落不明之后,起義軍并未潰散,這時出現了一個名叫張余的新首領。張余堅持戰斗,一度攻下瀘、渝、涪、忠、萬等八個州,人數恢復到十余萬人,在進攻夔州時,有船千艘。但此時,朝廷軍隊已大量進入四川,各州各郡的官兵又加強了防守,起義軍的活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。

      至道元年(995年)二月,起義軍最后一個首領張余在嘉州(今四川樂山)戰死。

      此后,起義軍散落,一部分轉入四川的深山叢林,一部分出走云南。雖仍有小股的戰斗,但已是強弩之末,一場震動大宋王朝的起義,至此煙消云散。


      05. 蜀亂謠言的最終平息

      但王小波、李順起義還是給四川和大宋朝廷,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      宋太宗在這場起義的末尾,下了罪己詔,承認他“委任不當,燭理不明”,“致彼親民之官,不以惠和為政;管榷之吏,惟用刻削為功。撓我蒸民,起為狂寇”。又說:“念茲失德,是務責躬。改而更張,永鑒前弊。”

      皇帝道了歉,同時把四川動亂的根源推到了貪官污吏身上。但我們知道,所謂的貪官污吏,很大程度上只是在執行朝廷對四川的懲罰性掠奪政策而已。

      不過,宋太宗還算說話算話,在表示要改弦更張,將四川動亂作為永遠的借鑒之后,淳化五年(994年)九月,他就派出有廉潔美譽的張詠出任益州知州。張詠臨行前,宋太宗專門找他談話,說:“西川亂后,民不聊生,卿往,當以便宜從事。”

      張詠到達成都后,降低鹽價,使人民買得起鹽;對王繼恩的專橫,也斷然加以制止;對掠奪民財的士兵,進行嚴厲的懲治……他在成都數年,采取了柔性治理手段,被稱為“有惠政”。

      此后,四川分別在997年和1000年發生兩起兵變,但對朝廷的震懾遠不及王小波、李順起義。反倒是另一種長時段的影響,在四川人心中慢慢扎根。

      從宋仁宗皇祐四年(1052年)年底開始,四川地區出現了“歲在甲午,蜀且有變”的傳言。傳言不僅被編成歌謠,唱遍四川,還傳到了大宋朝廷。這時,距離甲午年(1054年)其實還有一年多時間,但四川民間和開封朝廷,已經人心惶惶。

      傳言的發生,起因于上一個甲午年,即994年,李順攻入成都,建立大蜀政權。而再往上一個甲午年,934年,正好也是孟知祥在成都稱帝建立后蜀的年份。四川人和朝廷官員因此有理由相信,在即將到來的新的甲午年,1054年,四川一定還會有大事發生。

      連宋仁宗都很擔心。

      皇祐五年(1053年)正月,離甲午年還有一周年之時,他派出了口碑很好的程戡出任益州知州,隨后又下詔整頓蜀地吏治,對貪濫苛刻、害民妨務者加以處理。接下來的一年中,朝廷陸續發布針對四川的惠民政策,降低稅率,考察鹽井,減免上供的絹帛……一系列政策的出臺,旨在安撫蜀地民眾,防止上一個甲午年的李順起義歷史重演。

      到了甲午年,1054年,四川在“儂智高欲借大理兵寇蜀”的謠言中平穩度過,有驚無險。

      王小波、李順起義確實是宋朝統治者一段揮之不去的歷史記憶。直到宋神宗時期,王安石變法推行“市易法”,打算在成都設立市易務,宋神宗和一部分官員還以王小波起義為戒,生怕鬧出亂子來,不敢輕易派人去。王安石出來作了當面保證,宋神宗才同意。

      北宋朝廷針對四川的政策調整——經濟上輕賦稅,政治上嚴控制,終于取得了成效。經過宋初近半個世紀的動亂,宋仁宗以后,四川基本沒有起義和暴動發生,變成宋代全國最穩定的地區之一。


      06. 宋朝地方治理的密碼

      從四川由亂而治的個案,我們可以分析宋代小起義不斷、大起義幾乎沒有的成因。

      宋代是一個善于吸取歷史教訓的朝代。它是在晚唐、五代軍閥割據,強地方、弱中央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朝代,因此,幾乎所有國策的著力點都用在了怎樣避免晚唐、五代的統治悲劇上。

      為了防止地方割據,宋代實行分權制地方行政制度,中央對地方形成絕對的制度優勢:

      削其支郡,以斷其臂指之勢;

      置通判,以奪其政;

      命都監監押,以奪其兵;

      立倉場庫務之官,以奪其財……

      從勢、政、兵、財控制地方之后,“向之所患,今皆無憂矣”。尤其是在兵力配置上,宋朝實行尊京師、抑郡縣的政策,地方僅保有承擔勞役的廂軍,幾乎全無武備。一旦某地有發生民變的苗頭,騷動一起,憑地方兵力要控制住就很懸。正如南宋四川人魏了翁所說:“處處無兵,城壘不修,或數十夫持耰白梃,便可盡殺守令,開府庫,誰復御者?”

      所以宋代會時常發生一些怪現象,比如有人振臂一呼,率領隊伍造反,歷數千里竟然沒人鎮壓;或者地方好不容易緊急召來州兵,一看,只有二三十人,直接就被起義者團團圍住。

      宋代全國平均每年1.36起的小起義,根源就在地方權力尤其是兵力的弱小與空虛,給了起義者鬧起來的時間和空間。其實只要地方的兵力強一些,絕大多數小規模的起義在萌芽階段就會被壓下去了。

      但這些小起義最終無一起發展成全國性的大起義,這才體現出宋朝地方治理的技術。

      關于宋代始終未爆發全國規模農民起義的原因,歷史學界進行了多層次、多角度的分析。

      其中,最主要的觀點認為,宋代的賦稅結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,其龐大的財政開支主要已非取自農業。隨著租佃制的普遍推行,作為宋代農民主體的佃農,減輕了封建的人身依附關系,有了多種可供選擇的謀生之路。有些人盡管生活仍很勞苦,但還不至于走投無路、大批流亡。除了個別地區、部分極端年頭,比如北宋初的四川、北宋末的浙江,農民的日子難過而造反,兩宋300多年并未出現過全國性的農民沒有活路的情況。

      還有學者認為,宋朝將中國古代的社會保障推進到最高水平,可以說漢唐不能企及,元明清也沒有超過。因此宋代盡管有數百次小規模群體性事件發生,卻是唯一沒有發生全國范圍的民變的朝代。

      不應忽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,是宋朝統治技術的動態化和精細化。像上面講到的四川,宋初對該地區執行的是懲罰性的高壓和掠奪政策,在一系列的民變爆發之后,朝廷適時調整了政策,從高稅額地區變成低稅額地區。由于影響最大的王小波、李順起義最早是由失業茶農挑起的,朝廷此后也加強了對茶業從業者的重點監控,避免歷史重演。這一切均是宋朝地方統治藝術的體現,所以在宋初近半個世紀的動亂后,四川此后恢復了長久的安定。

      河北地區也是如此。由于唐末的王仙芝、黃巢依靠活動于河北的私鹽販子為基礎發動農民戰爭,宋朝吸取了這一教訓,在推行榷鹽(食鹽專賣)政策時,唯獨給河北開了綠燈。因為朝廷怕河北一旦榷鹽,又會釀成宋朝版的黃巢起義。正是有了這些特殊的防范性政策,河北雖然在北宋屢遭災荒,稅額負擔也重,但該地區農民起義的次數和規模,相較其他地區并不突出。

      宋人對朝廷的地方統治藝術,還是相對滿意的。北宋理學家邵雍就說過,本朝“內無大臣跋扈,外無藩鎮強橫,亦無大盜賊,獨夷狄為可慮”

      是的,如果沒有強大的邊疆對手,宋朝就完美了。

      可惜這樣一個動態、精細的超穩定治理系統,先后被女真人、蒙古人給打破了,真應了那句經典名言——生于憂患,而死于安樂

      宋朝已無王小波,卻有完顏晟和忽必烈。這就是一個朝代的宿命。


      參考文獻:

      [宋]沈括:《夢溪筆談》,上海書店出版社,2003年

      [宋]李燾: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,中華書局,2004年

      [元]脫脫:《宋史》,中華書局,1977年

      何竹淇編:《兩宋農民戰爭史料匯編》,中華書局,1976年

      張蔭麟:《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順之亂》,《清華學報》,1937年第2期

      陳守忠:《試論北宋初年四川地區的士兵暴動和農民起義》,《西北師大學報》(社會科學版),1978年第3期

      竺培升、吳建華:《探討兩宋始終未形成全國規模農民起義的主要原因》,《湖北師范學院學報》(哲社版),1991年第4期

      賈文龍、鄭迎光:《宋代地方治理中“短安長治”模式的生成》,《中原文化研究》,2018年第1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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